中東文明衝突與聖經預言
梁斐生博士 冷戰結束後,蘇聯瓦解,東歐巨變,社會陣營解體,似乎資本主義將席捲全球。當時,日裔美國政治經濟學家福山 (Fukuyama) 樂觀地說,人人平等,人人相同的自由民主制度最滿足人心靈和理性的渴求,這將是歷史的終結,因為再沒有其他意識形態和主義能與民主制度抗衡。(參福山著《歷史的終結》) 可政治學家亨廷頓 (Samuel P. Huntington) 卻不那麼樂觀,他認為沒有甚麼普世文明。所謂「普世性文明」不過是「普世權力」的產物。冷戰結束後,世界衝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和主義之爭;而是不同文明之間的爭鬥;所以每種文明都必須學會與其他文明共處 (參亨廷頓著《文明衝突論》1993, 1996)。他的著作出版後五年,美國「911」事件發生,正好提供了伊斯蘭文明以暴力挑戰西方文明的證據。 新帝國主義論 「911」後,2002年3月,《華盛頓郵報》評論員馬哈比 (Mallaby) 在《外交》雜誌上發表「不得不帝國主義」一文,提出新時代已來臨。面對全球混亂,尤其國際恐怖主義和國際犯罪日益增長的威脅,美國現行的介入 (如援助、監督選舉等) 都不能奏效;因此美國應以其強大的優勢起來擔任領導的角色,維護世界秩序,消除「失敗國家」的動蕩和混亂,履行單邊主義「新帝國主義政策」。不幸的是,這種自大狂的政見竟全面體現於布希總統的國策上。當時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,在「反恐怖戰爭與美國對外政策」中提出:「蘇聯解體後,世界秩序一直處於搖擺的過渡期。『911』事件及美國對阿富汗的軍事行動,標誌著『世界秩序的過渡可能已經結束』,此時局勢就像二戰結束時,美國發揮領導作用,吸納德、日加入民主陣營。當時新的世界秩序給美國帶來巨大的危險與機遇。美國『現作為歷史上最強大的國家』,應充分把握時機,採取決定性行動,謀劃新的國際秩序。」她認為「『911』之後的形式表明,大國之間雖然有分岐,但共同利益大於分岐。大國之間不能對抗……應當維護建立在共同的價值觀基礎上的秩序。為此,美國必須鏟除極端勢力和邪惡政權。在這場文明與恐怖的鬥爭中,各國必須決定站在哪一邊。」 對2020年的預測 「911」那時,筆者 (梁斐生博士) 仍在加拿大國防部任職,主持國防太空、反飛彈防禦與研發工作。早在2000年11月,我收到美國國家偵察局 (US 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-NRO) 送來的...